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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魔方,新中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发展演

发布时间:2019-10-13 08:44编辑:产品浏览(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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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需要同时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地的保护利用,通过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来实现国家层面对重要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综合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所体现的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所实现的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公众,“有效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目标多元化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国家“十三五”规划“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重大文化工程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传承,加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多次就文物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新时期文物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和公布,是贯彻落实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贯彻正确的文物保护理念,全面推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敦煌莫高窟。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文化遗产;公园;保护;遗址;考古;美国;建设;传承;试点;长城

      2000年,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编制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中国准则》)印发颁行,至今已有15个年头。它在对中国当时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充分总结的基础上,明确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基本原则,澄清了当时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争议,提升了中国文物保护的理论水平,规范了中国文物保护的实践工作,促进了中国和国际文物保护理论的交流和学习。《中国准则》作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行业规则和主要标准,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普及和运用,一大批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受了《中国准则》的培训,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念在业内乃至社会上广泛传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指引和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应该说,《中国准则》为2000年以后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开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断优化和创新,文化遗产公共资源属性日益得到巩固和强化,文化遗产价值日益显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等重要论述,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管理,更加注重文化遗产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着眼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重于自然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立足点,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地的保护利用。

      2000年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首先体现在空前活跃的文物保护实践上。在15年里,我们进一步摸清了文物家底,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了井喷式增长。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从30余万处增加到76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也从2000年的750处,增长到目前的4296处。各地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增长。

    管理对象: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把文物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物保护视为当时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的主要工作。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强调“我国名胜古迹,及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有关革命、历史、艺术的一切文物图书,皆为我民族文化遗产”。1974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强调,“出土文物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20世纪80—90年代,长城、明清皇宫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使文化遗产概念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2000年7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北京共识》,直接体现出我国开始超越文物管理,转向对文化遗产的综合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设置中国文化遗产日,部署了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保护。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对象已经实现了由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以此为基础,近年来我国进一步拓展文化遗产管理的分支领域,延伸文化遗产管理的时空范畴,先后加强了对传统节日、长城遗产、工业遗产、老字号遗产、大运河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南海丝路文化遗产、抗战文物、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和儒学遗产等的专项管理,并由文化遗产本体管理延伸到对周边环境和文化生态的整体管理。

    现状

      在15年里,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妥善保护,周边环境明显改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程、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西藏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等取得显著成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汶川震后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玉树震后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反映了中国文物工作者应对大规模灾害后文物保护应急水平和专业能力。蒙古博格达汉宫门前区维修工程、柬埔寨吴哥窟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维修工程等援外项目,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物保护的理念、技术和水平。

    金莎娱乐app,管理主体:从各级政府到全社会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确立了政府在文化遗产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虽然1956年4月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提出要“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遗产管理中的社会力量参与问题。198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进一步明确保护长城是当地各级人民政府、解放军驻军、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每一个公民的光荣职责,自觉的起来同破坏长城的行为作斗争”。1982年《文物保护法》第3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国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管理问题。1989年7月中宣部等联合印发《人人爱护祖国文物宣传提纲》,提出“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强调“唤起民众,自觉地投身于文物保护事业,对整个文物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体现出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社会力量得到重视,公众参与已经被认可和接纳。近年来,我国着力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管理的实现路径。特别是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2017年《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在着力构建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新格局。

    公园数量有待提升

      在15年里,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兴未艾。安阳殷墟遗址、洛阳隋唐洛阳城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和西安大明宫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工程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解决遗址保护利用、阐释展示、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实现、旅游发展、民生改善等问题提供了基于考古学研究的新模式,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探索了崭新的解决方案,是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共赢发展的有效途径,既实现了考古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文化多样性,又使文物保护的成果真正惠及地方,惠及民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管理目的:见证历史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文化遗产管理主要是基于革命、历史、艺术价值,强调其“是我国历史与文化的最可靠实物例证”。此后,《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将文物价值调整为历史、艺术、科学价值。2004年2月,文化部等《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将“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确立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首要目的。近年来,这种思想得到广泛重视,并不断强化。2016年3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文物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加强文物保护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7年1月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列入重点任务。2017年2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使“文物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正式确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相应地,文化遗产管理正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途径。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历史久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性载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因此,依托这些重要文化遗产(如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遗址等)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应该成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需要同时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地的保护利用,通过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来实现国家层面对重要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综合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15年里,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14年,中国已经拥有了47项世界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监测、研究等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等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普及,以及丝绸之路、大运河这类巨型线性遗产保护实践工作的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大大地拓展。不仅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与管理,其他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上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监测、展示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得到了普遍运用,大大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带动了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管理方式:从保护到保护利用。1961年3月《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确立了保护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的核心地位,从此保护成为我国文物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1982年11月出台的《文物保护法》,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也奠定了保护工作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的核心地位。2000年10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强调“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利用”,且“利用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准则,不应当为了当前利用的需要而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表明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统筹协调保护与利用的思想得到确立。20世纪末21世纪初,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利用甚至破坏文化遗产情况时有出现,保护与利用矛盾凸显,国家多次出台文件调控和改变“重利用轻保护”现象。2005年12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出台,标志着“保护为主与合理利用”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主旨。2017年2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大力拓展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有效途径”,“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规划将文物利用拓展到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美丽中国建设、人文城市建设等领域,突破了对发展旅游的单一依赖,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广泛融合;提出的“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突破了仅依赖文化遗产本体的利用途径,建立了依托文化遗产价值的新型利用方式。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利用”思想的确立,表明我国正着力推动保护与利用在目的、手段以及过程等维度的全方位融合,破解保护与利用冲突的文化悖论,协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一体化实现。

    应该看到,现正在进行的9个国家公园试点之中,涉及文化遗产的仅有两处,且其目标也是偏重于生态系统保护。如福建武夷山试点依托的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但突出生态保护,着力保护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维护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北京长城试点的目标是“立足代表性资源,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遗产保护互促”,在保护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以及十三陵等文化遗产基础上,带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实现人文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文物保护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另一个体现就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不断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发展进入了新的活跃期,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一些新型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逐渐进入视野,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理论的发展和丰富。2005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措施,标志着中国文物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2006年开始,中国国家文物局每年举办一次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先后对工业遗产、乡土建筑、20世纪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运河遗产、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第2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东亚地区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顾问委员会暨科学委员会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在中国先后召开,《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西安宣言》、《绍兴宣言》、《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关于东亚地区关于彩画保护和修复的北京备忘录》等国际文件的陆续出台,加强了中国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沟通与交流,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王京传,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

    而国外特别是美国,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有着可资借鉴的经验。美国是世界上国家公园建设起步最早、国家公园体制最为完善的国家,1872年建立了世界首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目前,美国国家公园总数已达413个,并拥有国家公园相关区域145个。美国国家公园《21世纪议程》提出:“国家的历史遗迹、文化特征和自然环境有助于人们形成共同国家意识的能力,这应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核心目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强调,国家公园的使命是保护未经损害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以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可以享用、受到教育和得到启发。可见,美国国家公园虽然起步于对自然遗产的保护利用,但已经将功能拓展到美国重要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国家层面对重要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同等程度关注。

      当今社会,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结合得更加紧密。文化遗产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的力量,正在努力、更好地造福人类的当代生活,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和谐美好。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凸显,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单纯对文物的保护,逐渐发展成展示、利用与保护并重,综合考虑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更加强调保护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截至2016年12月,美国现有的19个国家公园类型中,有9个是主要依托文化遗产而建立的,而且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的数量已经超过自然遗产类。其现有的413个国家公园中,有282个是建立在美国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的,是基于公益性对这些文化遗产的整合性保护利用。而且,近年来美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以国家历史公园为例,2000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批准新建15个,是当前美国国家公园系统最为活跃的构成部分。

      同时,不可否认,文化遗产在当今仍然面临诸多威胁。国际上,一些争端地区的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极端分子妄图通过摧毁文化遗产来摧毁一个地区人民的信仰,摧毁人类的历史记忆。在中国,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共赢。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不少地方存在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遗产保护的现象,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破坏文化遗产;还有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后开始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投入了大量经费,但却没有按照正确的保护理论去加以保护,结果好心办了坏事。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是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执法督察,重点查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二是加强了宣传,让全社会、各利益相关者正确理解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探索,用正确的理念去引导、解决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比如,我们重点加强了对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理论探索,指出合理利用是保持文物古迹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活力,促进保护文物古迹及其价值的重要方法,这已成为业内外的高度共识。我们所关注的早已不是连篇累牍的研讨,而是大量案例的实质性推进,在大遗址、乡土建筑、工业遗产、文化景观等各种类型遗产的保护利用实践中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现国家层面对重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保护利用,目前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对《中国准则》及时作出相应的修订与补充,以更好地解决当今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十多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也为《中国准则》的修订创造了条件。2009年,在敦煌举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期间,我与美国盖蒂保护所的内维尔·阿格纽先生就《中国准则》修订问题交换了意见。修订工作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探索

      2010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开始了《中国准则》的修订工作。我们为此成立了由古建筑、石窟寺、考古、世界遗产、规划、行政管理、法律等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具体进行《中国准则》正文和阐释的修订工作,美国盖蒂保护所也受邀参与了修订工作。历时4年,经过大大小小近30次国内、国际专家研讨会,并广泛征求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顾问委员会成员、各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文物保护相关资质单位的意见,修订工作于2014年初终告完成。修订后的《中国准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辛勤工作的成果。在这里,我要对专家小组每位专家、美国盖蒂保护所和所有参与了修订工作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追求全民公益性

      与2000版《中国准则》相比,修订后的《中国准则》既充分尊重了前版的主要内容,保证了内容上的延续性,又充分吸收了中国ICOMOS十多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在文化遗产价值认识、保护原则、新型文化遗产保护、合理利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水平,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亮点,更具针对性、前瞻性、指导性和权威性。

    除北京长城国家公园试点外,目前我国已经开始了其他形式的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实践与探索。2009年底开始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0年6月和2013年1月确定第一、二批共24个和立项建设单位54个。2011年12月,台儿庄古城被列为全国首个国家文化遗产公园。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列入“十三五”期间国家文化重大工程。“十三五”期间,国家将出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运行管理指导性文件,并新建成10—1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关于价值认识。新版《中国准则》在强调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基础上,又充分吸纳了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成果和文物保护、利用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出了文物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仅是大量文物自身具备的价值;同时,社会价值还体现了文物在文化知识和精神传承、社会凝聚力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文化价值还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密切联系。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和内涵,对于构建以价值保护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正在由文化遗产保护的部门性行动转向国家性行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化遗产公园是由国家文物局为最高主管部门而审批与管理,国家文化公园则是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被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目前,陕西延安黄帝陵、天津滨海新区“中国根”、河南泌阳女娲补天五彩石国家文化公园已经开始进行立项论证。

      关于文物保护基本原则。新版《中国准则》在继续坚持不改变原状、最低限度干预、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防灾减灾等文物保护基本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真实性、完整性、保护文化传统等保护原则,真正体现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原则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真实性原则不仅强调了对物质遗存的保护,而且强调了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完整性原则强调要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把文化遗产的相关要素,包括体现文物价值的相关文物环境要素等加以完整保护。文化传统保护原则强调了对与物质遗产相关的文化传统的保护,这是能否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因素。

    2017年1月,我国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由此,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由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维度上升为基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层面。

      关于各类新型文化遗产的保护。2000年之后,新型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无论工业遗产、二十世纪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运河、文化线路的保护都具有传统文物保护所不具有的特点。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之后,中国在新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新版《中国准则》进行了系统总结,分类提出了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准则,初步建立起了涵盖各种类型文化遗产、相对完整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准则体系。

    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既超越了过去单纯关注保护的遗产管理模式,又不同于偏重利用的城市公园运行方式,其所追求的是基于全民公益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协同实现。我国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所体现的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所实现的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公众,“有效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正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保护和利用关系,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等重要思想的直接途径。

      关于文化遗产监测。中国现有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水平在国内同行中堪为典范。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引进和推广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将有力推动保护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监测是随着世界遗产保护发展而受到广泛关注的一种保护方式,它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对文化遗产最早和最低限度的干预,最大程度地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监测应当注重实效,集中关注文物本体和价值的保护。专业人员的巡查和技术装备的应用都是监测的重要手段。监测的技术装备并不需要是最先进的,而应当是最适宜的,即与文物保护实际需要和保护管理机构能力相匹配。新版《中国准则》将包括监测在内的系统化和预防性保护进一步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当中,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世界遗产保护体系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目标

      关于合理利用。合理利用是中国文物保护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但在实践中却长期存在着利用方式相对单一或利用过度等问题。随着社会对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加大合理利用文物古迹,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重要挑战。新版《中国准则》对合理利用问题专辟章节,分别从功能延续和赋予新功能等角度,阐述了合理利用的原则和方法,提出应根据文物古迹的价值、特征、保存状况、环境条件,综合考虑研究、展示、延续原有功能和赋予文物古迹适宜的当代功能的各种利用方式,强调了利用的公益性和可持续性,反对和避免过度利用。这本身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探索。

    多元化保护利用文化遗产

      关于文物古迹的展示。新版《中国准则》将已损毁的历史建筑重建,定位为对原有建筑的展示方式,确定了重建建筑的性质和价值,回答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中长期存在的争议。同时它强调了对历史建筑、遗址、遗迹的多种展示方式特别是数字化展示方式的运用,强调了展示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国家“十三五”规划“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重大文化工程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传承,加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总的来看,新版《中国准则》科学构建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从价值认知到保护原则,再到保护实践的完整体系,是对2000年以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科学分析与总结。今年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立50周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30周年。《中国准则》此时完成修订并向社会公布,可谓恰逢其时。谨此希望,《中国准则》修订、公布,能够为下一阶段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促进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也希望能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5处和双重遗产4处、“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的大遗址15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4292处、历史文化名城99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历史文化街区30个、数量众多的可移动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源:国家文物局)

    可见,我国文化遗产数量丰富、类型多样,而且其体量规模、构成单元、保存程度以及与周边环境的融合程度等都存在很大差异。这就要求必须根据上述差异,借鉴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建设类型多样的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以“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原则,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多元化保护利用。

    总体来看,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构建的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国家主导、社会参与模式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效机制。实际上,这也正与2016年我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政府在文物保护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相一致。

    因此,我国应将现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化遗产公园以及正在启动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的试点,并进一步将其他类型的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之中。基于保护传承对象的功能属性区分、空间分布特征差异、遗存丰富程度区别、文化生态系统完整性不同等因素,构建易于为国家统一管理、便于为公众使用享用的多种类型的国家公园。

    在此基础上,按照《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的要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以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为引导,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形成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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