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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赢得国际宣传话语权的原因

发布时间:2019-11-03 19:42编辑:产品浏览(74)

    新闻史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始于抗战时期。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抗战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充分认识到国际宣传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围绕国际形象和话语权,展开了持续、系统的国际宣传实践和竞争。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在国际宣传上优势对换,促进了两党在政治实力上的优势对换,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内容摘要: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第三,以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深入交流为代表,国民党在美国全力组织的反共“特种宣传”全面失败,我党的政治先进性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获得充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真实力量和合法地位得到深度接受。总的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尽管受到各种不利条件的约束,但凭借政治上的先进性、有效的动员与组织能力,赢得了国际宣传的主动权,成功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于世界。

    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提升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上善伐谋,次善伐交,下善伐城,中国民族救亡中的国际传播为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记者与新闻团体用专业化的报道,推动中国抗战的国内、国际传播,鼓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争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本期专题刊发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新闻界在抗战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民族气节。

    国共两党国际宣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宣传;根据地;抗战;记者;传播;政治;舆论;延安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记者与新闻团体用专业化的报道,推动中国抗战的国内、国际传播,鼓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争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本期专题刊发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新闻界在抗战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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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胜态势的艰难转换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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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传播

    抗战伊始,国共两党都通过制定出台专项文件法规、成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将国际宣传纳入政党全盘工作之中,制度化地处置国际宣传事务,进行专门安排和周密组织。两党相较,国民党方面在人财物投入力度、相关实践的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上明显占有优势。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境内境外布设了完备架构,与外交机构密切合作,稳定开展工作;反观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在东南亚等地相继建设了一些宣传站点,但大都规模小、维系时间短,尤其难以在美英等重要的国际宣传目标国家持续开展宣传。国民党组建掌握的国际短波台、中央社等媒体具有相当的国际覆盖力,而中国共产党虽在新华社新设了英文部,但信息传播很难直接达及海外社区。

      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

    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传播

    王润泽 肖江波

    但从实际效果看,国民党并没有因为物质投入、媒体实力、组织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而收获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反而随着战局每况愈下;而中国共产党逐渐把握了国际宣传的主导权主动权,进而取得整体性的优势。具体表现有三:第一,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在重庆的出色工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信于外国在华记者,沟通交往顺畅友好,而国民党则因其严苛、偏狭的管理政策,开始遭遇在华外国记者群体性的反感和反抗。第二,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第三,以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深入交流为代表,国民党在美国全力组织的反共“特种宣传”全面失败,我党的政治先进性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获得充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真实力量和合法地位得到深度接受,外宣的成功推动实现了外交的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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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润泽 肖江波

    国际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治传播,其目的性强,追求传播效果,注重信息接收者在政治观念和态度上向传播主体希望的方向转变;传播内容侧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于传播者的外交政策有积极推进。传播主体是政府或政府主导的传播,传播途径必须倚重国际声誉和地位较高的世界主流媒体和记者。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国际传播均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

    政治先进性奠定中国共产党

      国共两党国际宣传优胜态势的艰难转换

    国际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治传播,其目的性强,追求传播效果,注重信息接收者在政治观念和态度上向传播主体希望的方向转变;传播内容侧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于传播者的外交政策有积极推进。传播主体是政府或政府主导的传播,传播途径必须倚重国际声誉和地位较高的世界主流媒体和记者。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国际传播均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在华记者等,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国际传播,争取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

    国际宣传的优势

      抗战伊始,国共两党都通过制定出台专项文件法规、成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将国际宣传纳入政党全盘工作之中,制度化地处置国际宣传事务,进行专门安排和周密组织。两党相较,国民党方面在人财物投入力度、相关实践的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上明显占有优势。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境内境外布设了完备架构,与外交机构密切合作,稳定开展工作;反观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在东南亚等地相继建设了一些宣传站点,但大都规模小、维系时间短,尤其难以在美英等重要的国际宣传目标国家持续开展宣传。国民党组建掌握的国际短波台、中央社等媒体具有相当的国际覆盖力,而中国共产党虽在新华社新设了英文部,但信息传播很难直接达及海外社区。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在华记者等,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国际传播,争取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

    借力外媒“为我宣传”

    历史往往经过时间沉淀后才看得更加清晰。今天整体性地反观史事,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但从实际效果看,国民党并没有因为物质投入、媒体实力、组织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而收获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反而随着战局每况愈下;而中国共产党逐渐把握了国际宣传的主导权主动权,进而取得整体性的优势。具体表现有三:第一,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在重庆的出色工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信于外国在华记者,沟通交往顺畅友好,而国民党则因其严苛、偏狭的管理政策,开始遭遇在华外国记者群体性的反感和反抗。第二,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第三,以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深入交流为代表,国民党在美国全力组织的反共“特种宣传”全面失败,我党的政治先进性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获得充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真实力量和合法地位得到深度接受,外宣的成功推动实现了外交的破冰。

    借力外媒“为我宣传”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连日用英语向世界播报,颠倒是非,将战争罪责嫁祸于中国。国民党高层意识到中日之间,军事战争外,更有国际宣传战不可忽视。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舆论动员工作,1937年底,国民政府成立国际宣传处,国宣处的主要职责是坚持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加强与世界各地通讯社和报社的联系,争夺舆论主导权。该处由媒体经验丰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董显光等人负责,由总部和附属机构构成,设有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和总务科,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日本研究室。对外文字宣传、采集新闻、建立与国际着名媒体的关系以及审查新闻稿件是“六科四室”的主要工作。国宣处还在世界各地如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悉尼、墨西哥城、巴黎等地设置办事处;在海外组建“别动队”,进行独立的个人宣传活动,如搜集情报、演讲、游说和募捐等活动。

    第一,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优势是由党在宗旨、作风等方面的政治先进性优势所决定的。从斯诺、白修德、爱泼斯坦等人的作品看,正是党的政治生活清廉民主、生活作风的艰苦朴素、坚持抗战的战斗精神以及党的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使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由陌生到熟悉、态度由平淡到钦佩、立场由中立到支持。相反,国民党方面与外国在华记者的离心离德,在国际舆论中原本良好正面的形象资产迅速流失,主要是因政治腐败、消极抗战、罔顾民生等政治统治落后性不断暴露,丑闻不断。最终,在抗战后期,延安在国际舆论中成了进步、光明的象征,同时,国民党腐朽、落后的印象也在国际舆论中逐渐定格。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连日用英语向世界播报,颠倒是非,将战争罪责嫁祸于中国。国民党高层意识到中日之间,军事战争外,更有国际宣传战不可忽视。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舆论动员工作,1937年底,国民政府成立国际宣传处,国宣处的主要职责是坚持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加强与世界各地通讯社和报社的联系,争夺舆论主导权。该处由媒体经验丰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董显光等人负责,由总部和附属机构构成,设有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和总务科,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日本研究室。对外文字宣传、采集新闻、建立与国际着名媒体的关系以及审查新闻稿件是“六科四室”的主要工作。国宣处还在世界各地如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悉尼、墨西哥城、巴黎等地设置办事处;在海外组建“别动队”,进行独立的个人宣传活动,如搜集情报、演讲、游说和募捐等活动。

    1940年,国宣处曾提出“劝说美国人士来华”计划,其中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重庆聚集了世界上知名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和杂志的办事处或代表,如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媒体,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哈瓦斯社以及苏联的塔斯社等,重庆成为当时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

    第二,中国共产党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为迅速打开国际宣传局面提供了强力支撑。较之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工作能够更好地实现统一领导、高效组织和科学调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共中央就着眼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很快确定了新的对外关系处理原则,改变了一概反帝的政策,并据此高效率地完成了加强国际宣传的工作安排和机构设置,快速形成相应的工作布局,创造性地开始工作,迅速打开局面。斯诺陕北之行,就是中共中央以及驻北平、上海、西安等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主动作为、周密筹划和协同组织的结果;中外记者参观团到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长时间活动,也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延安交际处以及其他根据地机构各司其职、衔接配合来组织实施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能够根据政治和军事工作全局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制定国际宣传方针,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使这些方针能够切实贯彻。相形之下,国民党方面的国际宣传机构虽然实力颇强,但却多有掣肘,科学的决策动辄得咎,偏颇激进的举措反而渐成常规。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抗战后期虽专门安排工作整顿,但却背离初衷,工作成效非但毫无改进,反而更为倒退。

    1940年,国宣处曾提出“劝说美国人士来华”计划,其中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重庆聚集了世界上知名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和杂志的办事处或代表,如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媒体,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哈瓦斯社以及苏联的塔斯社等,重庆成为当时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国际媒体中活跃着许多中国籍记者,比如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林芳白、孙瑞芹,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法国哈瓦斯社的潘少昂,德国海通社的陈云阁,苏联塔斯社的刘尊棋等等。作为中国籍记者,他们向所供职媒体国家报道中国的新闻,积极帮助中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因为熟悉中国国情,他们常为多个国外媒体服务。比如在抗日期间,赵敏恒同时为7家国际媒体发布新闻,并且由他促成“中央社”和路透社的合作,帮助时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收回各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

    第三,在争取外国在华记者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包容开放态度,起到了感召引领的直接作用。外国在华记者是争取国际舆论的关键节点。抗战中后期,在国民党对这一群体日渐提防和不满之时,1944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却将外国记者团对根据地的访问定位为:不是“普通行为”,而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表现出团结、争取外国记者的大胸怀和大局观。在组织协调中外记者组团采访根据地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理念,以及“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开展工作的具体原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靠自身的优良作风、魅力等大巧若拙地吸引和征服美英记者,另一方面则通过充分满足记者新闻需求,在安排采访对象、参观内容方面的精心设计,巧妙地展现过硬的证据来戳穿国民党方面的各种歪曲之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国际媒体中活跃着许多中国籍记者,比如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林芳白、孙瑞芹,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法国哈瓦斯社的潘少昂,德国海通社的陈云阁,苏联塔斯社的刘尊棋等等。作为中国籍记者,他们向所供职媒体国家报道中国的新闻,积极帮助中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因为熟悉中国国情,他们常为多个国外媒体服务。比如在抗日期间,赵敏恒同时为7家国际媒体发布新闻,并且由他促成“中央社”和路透社的合作,帮助时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收回各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

    积极对外传播中共主张

    而国民党对于外国在华记者的态度,却从抗战中后期开始,日益刻板僵硬,新闻检查、限制采访、惩戒记者成为主要工作方法。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就一厢情愿地要求国际宣传工作“应更加注意于本党建国主义之宣扬,以正国际人士之视听”。国民党的信息发布,对战事消息多加涂抹,失败的消息绝口不提,而有小胜则极力夸大,还多用缴获武器“无算”等极为夸张和模糊的语言进行不实渲染,遭到白修德等名记者的激烈批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也在向国内的报告中专门提及,国民党国际宣传对于不利于己的消息视而不见,聚精会神于渲染夸大的符号,逐渐丧失公信力。

    积极对外传播中共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也需要谋求国际社会的认同,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其合法地位和进步主张,改变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偏激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调整了对外政策,从敌视所有的帝国主义,转变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总的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尽管受到各种不利条件的约束,但凭借政治上的先进性、有效的动员与组织能力,赢得了国际宣传的主动权,成功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于世界。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也需要谋求国际社会的认同,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其合法地位和进步主张,改变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偏激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调整了对外政策,从敌视所有的帝国主义,转变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1936年前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成为很多记者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斯诺、海伦、卡尔逊、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通过不同渠道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部的军事成绩、传播中共主张。通过西方记者的切身观察,延安在国际媒体上成为中国进步、光明的象征,白修德、安娜丽和斯坦因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共的赞赏和认可,“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是光芒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是洁白的;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雄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权威”;“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西方记者,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阐述中共的意见和主张。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负责人、国防大学副教授)

    1936年前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成为很多记者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斯诺、海伦、卡尔逊、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通过不同渠道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部的军事成绩、传播中共主张。通过西方记者的切身观察,延安在国际媒体上成为中国进步、光明的象征,白修德、安娜丽和斯坦因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共的赞赏和认可,“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是光芒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是洁白的;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雄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权威”;“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西方记者,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阐述中共的意见和主张。

    国际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其中典型代表为卢斯创办的美国《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周刊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的舆论支持,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情感和支持大幅增加。

    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

    除了借助国际媒体力量,中国还主动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争取传播主动权。1939年2月,国民党建立短波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40年1月定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英、日、法、俄等语言进行新闻广播。共产党也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建立国际广播,在海外创办报刊,直接宣传中共的声音。

    1935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创刊于法国巴黎,与纽约的《先锋报》共同承担中共在海外的宣传任务。另外,共产党还利用香港通讯社进行海外宣传活动,如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刚刚成立时,就有一位日本女同志担任了日语播音员,每星期三播送对日军的广播节目。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传播。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局的职员首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

    在国际宣传的队伍中,除了政府的宣传机构以及外派工作人员外,还有各大媒体派出的驻外记者。这些专职驻外记者常常要深入战场,比如《大公报》驻欧记者萧乾,1944年,他领到随军记者证从英国出发,抵达法国和德国战区。萧乾曾经报道了波茨坦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和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中央日报》的乐恕人、陆铿和毛树清成为驻盟军总部随军记者,活跃在欧洲战场上,被新闻界称为“欧洲战场三剑客”。毛树清在欧洲战场三年,足迹几乎踏遍整个欧洲。在苏德战场和印缅战场同样活跃着中国报人的身影。胡济邦是中国派往苏德战场的唯一女记者,她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战地报道,并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提升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据研究,抗战期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逐年增加,从1937年8月的43%上升到1938年5月的74%,这促使美国政府在战争初期的“孤立主义”原则发生了改变。1944年,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6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1941年1月1日,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国被列为反法西斯世界四强之一。上善伐谋,次善伐交,下善伐城,中国民族救亡中的国际传播为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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