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搜索:

您的位置:金莎娱乐 > 产品 > 马克思想政治治军事学批判的起源与旨归,斯T

马克思想政治治军事学批判的起源与旨归,斯T

发布时间:2019-09-24 15:08编辑:产品浏览(194)

    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弟子,以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是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2001年完成上述三卷《技术与时间》之后,斯蒂格勒没有继续已经预告的第四卷,而是开始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全面批判这一更为宏大的思考主题。他先后写下了《象征的贫困》《怀疑和失信》《构成欧洲》、理论提纲式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休克状态》和《自动化社会》等相关论著。也是在这些更加复杂的交叉学科视位中,斯蒂格勒获得了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全新认识。

    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弟子,以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是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2001年完成上述三卷《技术与时间》之后,斯蒂格勒没有继续已经预告的第四卷,而是开始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全面批判这一更为宏大的思考主题。他先后写下了《象征的贫困》《怀疑和失信》《构成欧洲》、理论提纲式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休克状态》和《自动化社会》等相关论著。也是在这些更加复杂的交叉学科视位中,斯蒂格勒获得了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全新认识。

    “改变世界”是马克思的哲学宣言,也是马克思著书立说的归旨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充分体察和深切认知,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不断践行着“改变世界”的宣言。

    Das Kapital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技术客体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我们能体知出来,这是海德格尔对“技术座架”双重性的延伸。斯蒂格勒将这种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技术时代指认为人类纪,这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疯狂掠夺导致熵增的社会。他认为,特别在马克思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传统生产和消费的工业模型受到了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挑战。这是斯蒂格勒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值得关注的方面。

    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技术客体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我们能体知出来,这是海德格尔对“技术座架”双重性的延伸。斯蒂格勒将这种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技术时代指认为人类纪,这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疯狂掠夺导致熵增的社会。他认为,特别在马克思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传统生产和消费的工业模型受到了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挑战。这是斯蒂格勒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值得关注的方面。

    “改变世界”是马克思在1845年发出的哲学宣言,也是马克思著书立说的归旨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充分体察和深切认知,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不断践行着“改变世界”的宣言。可以说,《资本论》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并建立“新世界”的理论结晶。

    作者简介:王南湜,男,陕西凤翔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天津 300350

    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后工业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复杂“义肢”中的记忆装置,它不再是以工人的劳动时间为剥削对象,而是以所有人的时间记忆为塑形对象。人类的记忆被卷入系统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以此构成新的人类记忆的后种系生成。并且,数字资本主义进程已经进入的“非经济”的剥削方式,那就是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普遍人的第三阶段的无产阶级化。显然,这是一种掠夺全民记忆时间的新剥削论。

    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后工业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复杂“义肢”中的记忆装置,它不再是以工人的劳动时间为剥削对象,而是以所有人的时间记忆为塑形对象。人类的记忆被卷入系统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以此构成新的人类记忆的后种系生成。并且,数字资本主义进程已经进入的“非经济”的剥削方式,那就是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普遍人的第三阶段的无产阶级化。显然,这是一种掠夺全民记忆时间的新剥削论。

    资本:资本主义

    原发信息:《河北学刊》第20176期

    斯蒂格勒的具体解释为,随着各种类型的体外记忆装置的普及,包括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所有人都完全依赖于这些记忆装置的运转,一旦离开这些技术体系,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行动和生活。这种记忆装置的后种系生成,虽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基因序列,却胜似后者,因为它从根本上使人的存在出现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缺少任何自身具体化、个性化生命的直接能力。

    斯蒂格勒的具体解释为,随着各种类型的体外记忆装置的普及,包括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所有人都完全依赖于这些记忆装置的运转,一旦离开这些技术体系,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行动和生活。这种记忆装置的后种系生成,虽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基因序列,却胜似后者,因为它从根本上使人的存在出现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缺少任何自身具体化、个性化生命的直接能力。

    一切问题的根源

    内容提要: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出现了一批以《资本论》为参照系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同时,又往往以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误读为前提。这就使得这些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资本论》,反而由于这种误读而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出新的可能性。

    所以,从表面上看,在超工业社会中,人类记忆似乎随着记忆的外在化技术而得到无限扩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广泛的认知和感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当然,这种无产阶级化并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使工人在经济上变穷,而更像是所有人失去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废人化”,“废人”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这里的知识异化状态中的“废人”不再是劳动者,而是所有人。

    所以,从表面上看,在超工业社会中,人类记忆似乎随着记忆的外在化技术而得到无限扩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广泛的认知和感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当然,这种无产阶级化并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使工人在经济上变穷,而更像是所有人失去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废人化”,“废人”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这里的知识异化状态中的“废人”不再是劳动者,而是所有人。

    “批判旧世界”是《资本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不仅剖开了“此在世界”的“躯壳”,还精准地找准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理论缺陷。

    关 键 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全球化/利润率下降

    这个批判逻辑更接近海德格尔那个沉沦中的“常人”。在一个一般器官学的批判性构架下,今天被斯蒂格勒指认为数字化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我们生活里的所有社会组织器官、交往和娱乐生活都被数字化技术的先天综合所重新塑形,甚至我们身体器官和生存无时无刻都不能离开电脑操作系统、各种复杂的系统软件和智能手机中的人造伪器官。

    这个批判逻辑更接近海德格尔那个沉沦中的“常人”。在一个一般器官学的批判性构架下,今天被斯蒂格勒指认为数字化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我们生活里的所有社会组织器官、交往和娱乐生活都被数字化技术的先天综合所重新塑形,甚至我们身体器官和生存无时无刻都不能离开电脑操作系统、各种复杂的系统软件和智能手机中的人造伪器官。

    马克思秉承批判的传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复杂的各种关系为对象,以揭示“现时代”的经济运作规律为目的,对资本及其逻辑所造就的世界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名而行了社会批判之实。

    标题注释: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

    今天,大量建设中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以及铺设的无数网线和电信中继站,并未改变人们出行的不便和信息的质性贫乏,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没有让人减轻劳作之累,反而增加了自身贬值和心理崩溃。知识内爆的结果是真知的毁灭,媒体对生活的操纵已经生成一种新型的暴力。最可怕的是技术对遗传的直接操纵,这使制造被克隆的“假人”成为可能,这将是人类本身毁灭的开始。

    今天,大量建设中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以及铺设的无数网线和电信中继站,并未改变人们出行的不便和信息的质性贫乏,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没有让人减轻劳作之累,反而增加了自身贬值和心理崩溃。知识内爆的结果是真知的毁灭,媒体对生活的操纵已经生成一种新型的暴力。最可怕的是技术对遗传的直接操纵,这使制造被克隆的“假人”成为可能,这将是人类本身毁灭的开始。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着的世界。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是“倒置”的。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全过程都是围绕资本的自我膨胀而展开的,在此境况之下的活动深受资本宰制。资本成为社会的“主体”,普照着整个世界。从思想层面来看,物象颠倒且造就了物的狂欢及其虚幻场景。在拜物的幻境中,主体和客体、真与假、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完全倒置,人和物之间的真实关系都被掩盖不见。马克思通过对“此在世界”颠倒状况的深切反思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即资本本身,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问题的根源。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人们的自然反应是寻求新的理论解释。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不例外。于是,一大批各式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参照系的新理论应运而生。这些新理论基于对现实世界变化的高度敏感性,敏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变化,予世人以警醒,这比之于那种抱残守缺的迟钝僵化态度,无疑是值得嘉许和尊敬的。但在嘉许和尊敬之余,我们又不能不感到,这些新理论在以《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参照系进行理论创新之时,往往是以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误读为前提的,而这就使得这些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资本论》,反而由于这种误读而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为此,很有必要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出新的可能性。

    斯蒂格勒认为,这已经造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的一种系统性愚昧。其中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数字化的第三持存上的海量数据以光速不断生成统计、处理和决断,这使得所有主体性的综合理性能力完全短路,由此产生一种可怕的断裂。人的存在理由和生存能力(如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和改变世界,如何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如何购买商品等),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真实认知,甚至不是社会本身总体文化和知识的作用,而是在人之外、社会存在之外的海量数据产生出来的标准和方式。这应该是产生社会主体系统性愚昧的根本性缘起。

    斯蒂格勒认为,这已经造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的一种系统性愚昧。其中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数字化的第三持存上的海量数据以光速不断生成统计、处理和决断,这使得所有主体性的综合理性能力完全短路,由此产生一种可怕的断裂。人的存在理由和生存能力(如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和改变世界,如何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如何购买商品等),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真实认知,甚至不是社会本身总体文化和知识的作用,而是在人之外、社会存在之外的海量数据产生出来的标准和方式。这应该是产生社会主体系统性愚昧的根本性缘起。

    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或从哲学层面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辩护,或从政治经济层面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马克思并未被这些说辞所蒙蔽,他极其清醒地批判了资产阶级辩护士们的观点及理论体系。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理解社会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原则;在对古典思辨哲学抽象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把握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对于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理论,马克思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展开了辩证剖析。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博爱”“公正”和“平等”等,都只是口头的宣传和蛊惑人心的虚言。在实际生产生活中,这些口号纷纷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切中了资本主义的要害之处,完成了对“此在世界”的科学分析。

    一、被误读的《资本论》批判主旨

    如前所述,针对数字化资本主义世界中发生的新情况,斯蒂格勒提出要接着马克思的批判线索构序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并且要续写数字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的《资本论》,核心内容就是要关注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类意识进行编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笔者特别关注的方面,是斯蒂格勒并非一味地批判与否定,他也努力将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消极的技术转换为一种改变自身的“药学”。他甚至提出要发动一个逆人类纪的进程,也就是将被数字资本主义畸性塑形的当代技术颠倒过来,积极建设一种巴塔耶式的新的经济模式——贡献式的经济。

    如前所述,针对数字化资本主义世界中发生的新情况,斯蒂格勒提出要接着马克思的批判线索构序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并且要续写数字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的《资本论》,核心内容就是要关注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类意识进行编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笔者特别关注的方面,是斯蒂格勒并非一味地批判与否定,他也努力将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消极的技术转换为一种改变自身的“药学”。他甚至提出要发动一个逆人类纪的进程,也就是将被数字资本主义畸性塑形的当代技术颠倒过来,积极建设一种巴塔耶式的新的经济模式——贡献式的经济。

    构建自由人联合的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便不断遭到不同方面的误读。一种是体现于那些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流派及其后继者,基于其理论立场而对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的误读,如庞巴维克、萨缪尔森等在对马克思有关理论的批判中的误读。这类误读主要发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之中,因而其主要特点是仍从经济学层面提出问题。另一类误读的特征则与之相反,主要不是从经济学层面,而是从哲学层面提出问题,将《资本论》主要理解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存在历史的批判,其根本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剥削之奥秘,以唤醒无产阶级对于自身历史地位之自觉的阶级意识,从而实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理性社会。其中虽然也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如克罗齐、约瑟夫、斯科特、林赛等[1],但更主要且影响更大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于《资本论》批判主旨的误读。这一误读的主要模式,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回归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论分析和批判,或者说,是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去理解和阐释《资本论》。对这一误读模式之影响作一简单巡查,就不难发现,其影响所及,在近几十年中几乎支配了对于《资本论》的理解。尽管这种阐释方式对于克服第二国际以来的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阐释有其积极意义,但它毕竟未能抓住《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最为深刻、最为有力的批判,而仍然停留于抽象的哲学理念层面,因而往往导致人们只是试图基于道义层面的某种价值原则,如平等原则或其他原则,去从事批判,从而遮蔽了以《资本论》的方式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可能性。因此,这里将主要针对这一误读模式展开讨论。

    这倒真是一个新的积极的现实努力,即不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以废除技术私人占有的方式,让创新性的技术从资产阶级商品价值构式中彻底摆脱出来。这种新经济的参加者通过对技能的投放以及在团体中的参与,完成区别于伪需要的特殊性的生存独特性——个性化。这已经不仅是一种想法,斯蒂格勒已经这样去做了!近年来,他在法国成立的组织集合了不同背景的人士,如工程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等,联合研究以及寻找一种新的工业精神。2006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成立了一家叫创新与研究中心的非赢利机构,组织了一批工程师和编程人员,发展研发出不少以合作为主题的软件,包括音像材料的合作性注记,建基于推特的辩论平台等。这些都是在尝试探究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及科技的解药性,进而引导一种新的个性化,从根本上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奴役,建设一种全新的知识共产主义。这是斯蒂格勒激进思想和实践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部分,一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批判构境仅停留在书本和空洞激愤中的乌托邦憧憬,是对现实革命实践道路的实验和有益探索。

    这倒真是一个新的积极的现实努力,即不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以废除技术私人占有的方式,让创新性的技术从资产阶级商品价值构式中彻底摆脱出来。这种新经济的参加者通过对技能的投放以及在团体中的参与,完成区别于伪需要的特殊性的生存独特性——个性化。这已经不仅是一种想法,斯蒂格勒已经这样去做了!近年来,他在法国成立的组织集合了不同背景的人士,如工程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等,联合研究以及寻找一种新的工业精神。2006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成立了一家叫创新与研究中心的非赢利机构,组织了一批工程师和编程人员,发展研发出不少以合作为主题的软件,包括音像材料的合作性注记,建基于推特的辩论平台等。这些都是在尝试探究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及科技的解药性,进而引导一种新的个性化,从根本上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奴役,建设一种全新的知识共产主义。这是斯蒂格勒激进思想和实践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部分,一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批判构境仅停留在书本和空洞激愤中的乌托邦憧憬,是对现实革命实践道路的实验和有益探索。

    “真正的共同体”

    如所周知,这样一种哲学化的阐释方式,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获得了经典性的表现。在这部影响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中,卢卡奇在未见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借助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并结合韦伯的理性化理论,而将商品生产理解为一种物化过程,并将这一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意识理解为与之相应的物化意识,从而得出了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内容却颇为相似的结论。在卢卡奇看来,正是由于深陷于这种物化意识,无产阶级才无法自觉到其历史地位,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难于实现。因此,解决之道在于揭示出商品生产之作为物化过程的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物化意识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意识弥漫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但其最高表现则在哲学之中,而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其二元论的克服的努力,也正是尝试对于物化意识的突破。但这些努力由于未能找到真正的历史主体,终究功亏一篑:“因此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只有这种推演的方式,即辩证的方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但这一点在古典哲学本身中只是以这些没有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它们当然意味着是对那些二律背反的最深刻、最伟大的思想表述。那些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由这个社会——当然是以混乱和从属的形式——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因此古典哲学给以后的发展所能留下的遗产只是这些没有解决的二律背反。”[2]基于其历史地位,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的,但其努力并没有白费,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这就是:“古典哲学道路的那种转变至少在方法论上开始超越这些局限性。把这种转变继续下去,并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因此,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之克服物化意识而达至对于自身历史地位之认识的无产阶级意识。而这一点,被认为正是《资本论》之批判主旨。

    斯蒂格勒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对身边随处可见生活现象的高度形而上学的敏感,如同很多年以前本雅明对摄影技术的未来存在论批判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预感一样。斯蒂格勒关注的信息网络构序起来的数字化生存与远距弥漫布展的电影电视叙事话语,已经成为今天每时每刻都在塑形我们微观存在瞬间的强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是否真能完成数字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论》,已经并不重要,倒是他在《技术与时间》和其他众多论著中向我们展现的批判构境线索和充满激情的不懈努力,真地令人感动,也的确值得深思。

    斯蒂格勒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对身边随处可见生活现象的高度形而上学的敏感,如同很多年以前本雅明对摄影技术的未来存在论批判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预感一样。斯蒂格勒关注的信息网络构序起来的数字化生存与远距弥漫布展的电影电视叙事话语,已经成为今天每时每刻都在塑形我们微观存在瞬间的强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是否真能完成数字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论》,已经并不重要,倒是他在《技术与时间》和其他众多论著中向我们展现的批判构境线索和充满激情的不懈努力,真地令人感动,也的确值得深思。

    发现并建立“新世界”是马克思的学术理想,也是《资本论》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早已言明,批判并非“目的本身”,而仅是“一种手段”,一种以思想切近社会现实的手段。通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与逻辑,其目的就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确证未来社会的发展路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了对“当代的斗争”和“当代的愿望”科学而理性的阐明,从而使得“现存世界革命化”。对马克思而言,“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他始终站在“时代高度”和“人的高度”上进行着革命事业。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实际上是将《资本论》解读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后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但在将《资本论》解读为哲学本体论上,却是一贯的。在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卢卡奇反对“把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和以后作为纯粹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任何一个马克思著作的公正读者都必然会觉察到,如果对马克思所有具体的论述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不带通常那种偏见的话,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对纯粹是本体论的”。因此,后期马克思“并没有变得‘哲学味少了’,相反,他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大大深化了他的哲学观点”[3](P637、646-647)。据此,卢卡奇反对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为具体科学的企图。他说:“成熟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3]因此,“直接来说它们是科学的著作,无论如何不是哲学的著作。但是它们的科学特征却渗透了哲学并且从未超过哲学”[3]。卢卡奇对《资本论》所作的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阐释,与其对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同一性认识相关。他认为,马克思从未放弃过其青年时代“关于无所不包的统一的历史科学的观点”[3]。基于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论》是以试验的方式充分设立纯粹合规律的和抽象地同质的规律联系及其影响,直到通过逐渐地插入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分而扬弃它们,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已经为他在《资本论》中着手完成的这种接近过程和具体化过程提出了一个提纲。”[3]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专著《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专著《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真正彻底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身处“现今社会的最下层”的“赤贫者”、一种“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才能担此重任。劳资分离决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遭受到的无以复加的剥削。他们要摆脱当下的处境唯有进行革命,推翻资本、推翻现有的制度。随着“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之反抗力量的“日益壮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唤醒。

    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尔施,也是通过强调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完全一致而将《资本论》作了哲学的解读。在谈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在从这种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形式达到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之前,还经历了较长远的道路”,但“马克思本人这时站在激进地超越于经济科学的立场上。产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容上几乎预示了《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认识”[4]。而“马克思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结论,越来越明确地不仅是予以批判,而且在经济学上肯定地与之相联系……是采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用以作为他们论述基础的相同的经济范畴,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4]。但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并非只是一种客观的科学观察,而是“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会明了下述特殊意义,即从理论上揭示商品生产的拜物教现象,对于在当前社会中受压迫和奋起反抗对它压迫的阶级的实际斗争所具有的意义。在现实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工人作为纯粹的商品这种实际状况与在意识形态中同样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善良意图与纸上声明(按其观点工人不应当被当作纯粹的商品来看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这种矛盾不加掩饰的表述将导致反对统治阶级,反对它在实际上对维持这种矛盾状况的利益,反对它在理论上对保持那种拜物教现象的利益……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4]

    作者简介

    同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展开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谋划。在他看来,否定资本主义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样的社会才是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在那里,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卢卡奇、柯尔施对于《资本论》的解读具有典范意义。受其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大都延续了这样一种思路。近些年来有一些研究者虽然转而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解读马克思,但由于主要地仍是从一种劳动本体论的行动者视角去阐释《大纲》的,而不是从科学逻辑的旁观者视角去理解的,因而从总体上看,其仍是卢卡奇等解读方式的延续或发展。这是因为,与《资本论》相比,在《大纲》与《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有着更多的内在一致性。仰海峰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的对象化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再次引进了异化的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与对象化对立起来,强调通过对象化来扬弃异化。在《大纲》中,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对象化与异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对象化的过程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也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资本统治下,劳动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资本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的力量。”[5]

    姓名:张异宾 工作单位:

    实现这一理想,要立足于“人类社会”,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完美融合中,将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身。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市民社会”,而至多只能达及对该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同时,马克思也明确知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因而,他始终在致力于建构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资本论》就蕴含着这样的理论。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摇旗呐喊、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可以说,在《资本论》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马克思在1843年所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遵循的“心脏”和“头脑”、“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相结合的原则。正由此,《资本论》也深受工人阶级的追捧而成为该阶级的“圣经”。

    这一解读方式虽然不像林赛等那样将《资本论》直接理解为一种“自然权利理论”甚或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1],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发展的存在论,但这种解读方式归根到底却也不能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这是因为,这种解读一般而言预设了一种历史目的论,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质上是或应当是和谐圆满的,而其发展道路却必须通过原始圆满的破裂走向分化对抗这种异化形式,但历史最终必将走向扬弃异化之圆满结局的理想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之必经阶段,但另一方面其异化现象又是道德上的缺陷,因而《资本论》作为一种存在论,就一方面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存在本质的客观揭示,但这种揭示既然包含着对于其道德缺陷的揭示,那么,它同时在本质上就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且是更为深层的道德批判。而作为历史解释学和道德批判,其主要功能则是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即使得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新的理想社会的责任。

    通过批判,消解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之中的“自我异化”。虽然资本宰制之下的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处在枷锁之中。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身处异化境况中的人,他们不仅要在思想领域中受到宗教这一“神圣形象”的支配,还要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资本这一“非神圣形象”的钳制。针对这种双重异化的窘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为我们破解了拜物教的迷思,又向我们充分呈现了围绕资本增殖而展开来的逻辑理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证了资本主义的“内否定”发展历程,继而消解了人的异化窘况。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资本论》能不能首先被归结为一种哲学著作,归结为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归结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道德批判呢?

    政治经济学批判消解了人的异化

    通过发展生产,从经济必然性王国中脱颖而出。马克思身处于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人为物役、心为形役,深受经济必然性的管控。要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既要大力发展生产来创造可观的物质财富,又要不断增加智识以积攒丰富的精神财富;既要不断革新技术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又要不断扩大交往以促成社会资源的充分流动。当然,这有赖于“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即通过创造性劳动而完成人的自我实现。

    破除幻象,从虚幻的共同体迈入真正的共同体。在由货币构筑的共同体中,人既不自由亦难自觉,是一种虚假的、狭隘的共同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个人的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之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唯在此时,“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变得“极明白而合理”。

    《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哲学为工具,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入手,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层层解剖,资本主义的历史与未来、现象与本质都以“无蔽”的状态敞开。时至今日,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仍然可以就教于《资本论》。因为它不仅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诊疗书”,还是一部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指南”。在这部旷世巨著中,马克思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履行着“改变世界”的承诺,此即《资本论》之于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社会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付文军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题:图片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社会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文由金莎娱乐发布于产品,转载请注明出处:马克思想政治治军事学批判的起源与旨归,斯T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