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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可从人才流动中获益,中国媒体夸大

发布时间:2019-11-01 18:09编辑:科学浏览(67)

    专访潘晨光:输出国与接收国应共享人才红利

    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新华社近日的一篇文章给人当头一棒: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滞留率平均达87%。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不禁高呼“谁动了中国的人才”?近年来,无论是发达的欧洲诸国、俄罗斯还是全速奔跑中的印度,都不约而同疾呼挽留人才。可如今,各国的人才都在流失,他们 “流”去哪儿了?这些人才究竟是谁的?趋利的国际人才“人才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是一种合理现象。人才是趋利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是长久以来的一种现实。” 面对87%的顶尖人才流失率,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如此告诉《科学新闻》。虽然中国大量的留学生留在国外工作,人才“流失”,但实际上,人才流失并不是中国的独家病症。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皇学科学院就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许多英国科学家纷纷到美国就业。一位记者听说后,形象地创造了“脑力流失”(brain drain)这一短语。“可见,人才外流问题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面对《科学新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田方萌解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在也都曾遭遇过人才流失。王辉耀在《人才战争》一书中做了统计,截至2008年,一共有16名具有日本血统的人获过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有9位?日本自然科学领域一半以上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只有益川敏英一个人不会说英语。从亚洲向西,老牌的欧洲各国也难以幸免。欧盟2003年大约有40万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并且高级研究人才中的75%表示愿意继续留在美国。根据德国基金会统计,43%的海外德国科研人员没有回国工作的打算。这就意味着,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不意外地会接收到来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入。而对发达的欧洲各国而言,自然也会有人才向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流去。如此看来,说是“流失”,实则“流动”。其实,这种外流,并不全是负面的影响。“比如,菲律宾大量‘出口’医生、护士和保姆,侨汇收入超过了外来直接投资和国外援助,构成该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而世界银行也估计中国收到的海外汇款在2010年已经达到510亿美元,直追第一侨汇大国印度。”田方萌举例。人才外流,可以促进知识的流动与合作,获得更多的技术出口机会,并从海外知名企业家处获得更多宝贵管理经验,提高国内技术。不过,即便“人才流动是现实”,但是世界各国对这种现实还是表示出了相当的忧心忡忡。“流动结果对弱势的固然有利,但对强势的更有利。自古以来,人才流动的趋向,都是治得差的国家向治得好的国家流。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表示。“并且,技术人才的永久性外流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是一种难以替代的、最为宝贵的生产性资源的丧失。”王辉耀说。谁的顶尖人才所谓的“顶尖人才”,是在出国前就是“顶尖人才”,还是出国前只是一般留学生或者科技人员,留学后,通过其他发达国家的培养成为了“顶尖”而目前尚未回国的人才?“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的报道一出,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几乎第一时间在科学网上提出了自己的疑虑,表示很多概念“令人有点看不懂”,何为“顶尖人才”?“我认为顶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概念都不是绝对的,可以是在世界上领先的拔尖人才,某一领域的专家,也可以是对某个区域来说,相对拔尖和优秀的人才。只要对地方发展起到带头作用,都可以叫做顶尖或者高层次人才。”王辉耀向《科学新闻》如是解释。而通用说法是,顶尖人才一般是指院士,或在某一领域有重大发明和创造的人才,一般也泛指博士学历以上的人才。黄安年则认为,唯有在国内已经是“顶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出国进修或短期高访,滞留不归者,才能算在“滞留率”中。如果所谓的“顶尖人才”在国内并没有被认定,也没有经过国内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培养,他们就不是“流失”,只是“不归”。那么,他们是“谁的”人才?学者更多倾向于认为这些在美国获得培训、深造的留学生是“我的”人才。几乎所有的报告、媒体都表示了对“不归”人才的痛惜。“‘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这个数字我不是很清楚,但估计人才流失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海南大学教授刘进平说。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癌症研究中心副主任贾伟也告诉《科学新闻》:“中国在海外的大部分高端人士更愿意继续留在美欧等科技发达国家工作,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三年,中国一直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个世界主要移民接纳国的名列前三的移民来源国。每年仅仅移民这三个国家的中国人都达到12万以上。高科技产业化人才方面,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有35%是华人,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6万多名中国人。促使人才回流中国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对于在国外各行各业学成人才的渴求不言而喻。一方面损失十分巨大,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正处于全面转型时期,无论是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还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和体制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人的问题都是核心问题。“科教兴国和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院,关键是人才。没有一流的人才,这些都谈不上,吸引优秀人才是当务之急。”刘进平对《科学新闻》说。在过去近三十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力挽狂澜,试图扭转人才流动的方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有针对性的出台政策和设立项目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并保障其回国后的工作生活。1994年则注定是中国引人项目真正造成广泛影响的一年。在这一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分别推出“杰出青年计划”以及“百人计划”。以“百人计划”为例,以每人200万元的资助力度从国外吸引并培养百余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从1997 年度后甚至开始扩大招聘规模,由过去每年的20人扩大到每年100人左右。2008年,更加吸引眼球的人才计划高调亮相。这项由中组部直接领导实施的“千人计划”,目标同样非常明确,对象直指“顶尖人才”。其中创新人才的门槛为国外知名大学正教授。截至今年4月,“千人计划”的第十批申报工作也已经正式启动。除了部委引才计划开展得如火如荼,地方的引才计划同样不甘落后。各个省区分别推出自己的“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地方创业,带动本地创新发展。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回国创业的海归急剧增长,全国留创园数量已经达到260家,比2011年的160家增加了100多家,创业海归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这些人才主要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高新园区等从事创新创业活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助理研究员孙大伟肯定了众多“引凤回巢”计划的积极作用。与中国相比,世界一些国家鼓励本国海外学成人才回流的热情和力度也不遑多让。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秀人才,业已成为各个国家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就开始投资创建“科学人才库”,吸引并接纳海归人才。与此同时,印度更是在2003年实行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吸引留在海外发展的印度人。目前,印度已经发放400张海外公民证和700万张海外印度裔卡。韩国政府在2008年4月就宣布,将推进完成允许兵役或进行一定社会服务活动的韩国公民以及外国优秀人才拥有双重国籍,并表明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优秀人才流向海外并招揽外国高级人力”。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也改革国籍法让海外族裔更容易获得本国籍,2001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修改国籍法,方便本国出去的海外澳大利亚裔申请双重国籍。主动出击下的确颇见成效。但中国在引才计划陆续实施30年之后,却仍顶了一个“世界首位”在头上。市场基础性作用中国对于海外学成留学生归国的心理预期远没有达到。日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2012年《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显示: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高层次人才回流率仍然不足。为何中国引人才回流的措施努力之下成效微小?贾伟通过一个个身边例子看到,这些举措虽然在北美的高校华人学者中引起很大震动,但最终辞职归国的并不多。“从实际效果上看,这些人才计划基本上大同小异,对于改善中国的科研文化、科学素养、整体实力杯水车薪,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贾伟说。着重点落在 “钱”和“房”上的引人计划,似乎没能虏获海外人才的心。那海外人才滞留不归的原因究竟何在?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看来,中国实际上并不缺人才,而且还呈饱和现象。当前国内市场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海外人才,同时市场被各种利益集团垄断,能够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自由市场空间很小,无法形成对于知识资本的强烈需求。例如,上海一所知名高校药学院教授李硕(化名)回国前曾在美国著名大学任副教授,手上攥着几个专利。但回国后,没有能够转化的市场。现在,他无论是启动经费、分配的实验室面积还是工资待遇都与本土教授没有差异。一晃眼,已面临退休。此外,软环境也是一个考虑在内的因素。“很多海外留学人员更看重的是优越的学术环境、创业环境、生活环境和人才选拔环境。”曾留学意大利的燕山大学校长刘宏民告诉《科学新闻》。“中国科技体制内一个问题是名与利挂钩太近了,这带来了种种当初没有意料到的坏结果。”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何毓琦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更具有发言权。别怕不回来“中国真正短缺的不是人才,而是需要人才的市场。”李侠说。没有合适的市场,中国的“人”和“钱”一样在往外走。2012年,中国至少有90.18亿元的人民币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进入美国。“如果长期以此种增长率增长下去,我国每年都要贡献给美国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数额是十分庞大的。”王辉耀说。而一旦有了国际性的市场,不仅该回来的会回来,“别人的”人才也能请过来,“别人的”钱也能回来。改革开放后巨额外资逐利中国市场的场面不可谓不壮观。在美国Louisville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徐鑫看来,“我们也应该利用人才流动,从国外引进我们需要的哪怕是外国人才。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全世界的人才参与,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从中国走出去的人才。”同时,“世界进入了人才环流的时代,我们可以与海外人才建立联系,充分地利用起来。”王辉耀说。对于人才流动造成的影响,田方萌有个平衡和统筹移民、人才输出国和输入国三方利益的想法,“各国之间也可以试图达成双边、多边的协议。如美国的J-1类签证项目有时就要求来美访问的学者期满后必须回国两年,才可以再申请赴美签证。”如果海外学成人员真不回来了,成了“别人的菜”,国人是不是应该痛心疾首呢?或许李政道先生“身在曹营心在汉”,长期为中国的科研事业奔走;吴瑞先生建立的赴美奖学金,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知名科学家的经历,能让我们非常安心。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一些学者们认为,虽然短期内人才外流的状况无法彻底改变,但将人才外流转变成人才环流,让在海外的人才一样为国家服务也不啻为一种新的思路。目前,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已经有4500万人,位列世界第一。对中国来说,这相当于一个庞大的海外人力资源库。对此,吉林大学教授、“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黄大年也表示认同。“我们不必让所有人都回来,留在国外的也可以成为桥梁,帮助我们寻找一些资料或者前沿信息。”对于人才的流动,国人似乎真的应该理性对待。“其实我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中国人还是有落叶归根的情结,所以不必担心。再加上中国实施的一些人才政策,让很多在国外的华人都回来了。比如剑桥,我上次回去就看到回国人才招聘站点前排队的人非常多。所以,对于中国人才回流我是有信心的,也是乐观的。”黄大年对《科学新闻》表达了他对于人才回流的信心。或许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个世纪的那句话可以让我们更加积极。“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2013-09-14)

    金莎娱乐,拙作《中国人才流失很严重吗?》见报后(《南方都市报》6月14日),引起网友几乎一边倒的嘲讽和谩骂。关于人才流失,国内公众一般认为问题严重,中国已经成为“人才战争”的大输家。我只想介绍国内外学术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说明人才外流也具有正面效应,至少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这里不妨再强调一下我的主要论点。

    近年,中国精英的外流现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公众热议的话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才外流?现阶段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对此,《科学新闻》采访到了长期关注人才问题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主编、中组部《全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晨光博士。科学新闻:人才外流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世界其他国家都在不同时期出现外流问题。中国是否夸大了这种人才流动的影响?潘晨光:人才流失也称人才外流,是人才跨国流动的一个方面。从全球人才流动的角度来看,人才外流和人才流入都是正常的人才流动现象。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于人才输出国并不全是负面的影响,但同样,对于人才输入国也并不是全都是正面的影响。但是,对于人才输出国的损失巨大,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科学新闻:中国实施引才计划的时间已经不短。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尖端人才仍旧外流?潘晨光:总的来说,影响人力资本流动的因素具体,主要包括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专业需要、同事协作关系、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移民政策、与祖国或家乡的联系、个人的留学动机和价值取向等。我国目前人才流失局面仍然不容乐观恰恰说明,我国在教育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等各方面,还都存在需要调整或改革的地方,任何一方面的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才作出留还是走的选择。科学新闻:您认为,现阶段有哪些新思路可以对缓解人才外流起到作用?应对人才外流的“6R”政策模式是否能够给中国提供借鉴意义?潘晨光:我认为,我国还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也是一种可以预见的情况。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国对于人才外流就束手无策了。除了可以采取“6R”模式的人才政策,最重要的是我国应与人才主要外流国家建立一种指向发展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从我国招募高技能人才时,我国应与该国建立与自身能力建设有关的伙伴关系,与人才流入国共享人才红利。那么不论是输出国还是接收国都将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知识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人才接收国大有收益,而人才回流和侨民社团活动也对输出国的知识流入和知识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高技能人才的流动,使全球人才配置得到改善,很可能使全世界的福祉得到提高。 (原标题《输出国与接收国应共享人才红利》)更多阅读李克强强调改革破解科教难题 更重依靠人才红利

    研究人员表示,在21世纪,随着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增强以及交通成本降低,国际人才流动也在增加,尽管这种流动是多向的,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由南向北的人才流动趋势仍占主流。

    人才流失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中国人才流失是否严重,首先应作国际比较。就笔者所见,多克尔(FrédéricDocquier)等学者收集了目前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才跨国流动数据。他们计算了各国的人才外流率,即2000年以前一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在22岁以后迁往其他国家的比率。结果显示,中国的外流率只有3.1%,在193个国家中排名第158位。新加坡高达9.7%,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也高于中国(3.4%)。几十个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外流率都在20%以上,它们才是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国家”。近年来我国留学生数量急剧上升,可由于高校大幅扩招,人才外流率仍然保持在以往水平。其实,就中国的发展落差和人口规模而言,理应有更多知识精英移民海外,可发达国家吸纳外来人才的能力有限。美国移民法规定,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数量,在一年内不得超过全部移民的7%。因此我们也不必担心发达国家会无节制地吸收我国人才。

    不过,那种认为高素质人才外流将使发展中国家本来就稀缺的人力资源遭受永久性损失的看法正在过时,许多例子证明,企业家、信息技术专家、媒体工作者、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艺术家等人才不仅对他们流入的发达国家做出了贡献,对他们来自的国家也在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南方周末》的近期报道称,新世纪以后第三波移民潮的主力由精英阶层构成,区别于前两批的偷渡客和洋插队。笔者手上只有2000年和2008年的美国人口数据。在15岁以上生于中国大陆的美国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学历,2008年则升至45.4%。可是,如果比较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八年这两个时间段到达美国的中国移民,我们就会发现高学历人口的比例几乎相同,都是46%多一点。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赴美中国移民的学历选择性很强,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识精英的比例并没有提高。

    研究报告指出,人才流动增加了人力资源投资的收益率,往往激起来源国对于教育的更多投资,从而对未来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很多人才在流入他国后又重新归国,带回资本、商业联系和知识,促进了本国的发展。

    有读者会说,你不能把出去的等同于留下的,何况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北大清华毕业的留洋博士和地区院校的专科生可以等量齐观吗?我承认,学历和专业水平越高,中国人才外流的比例越大。但在这点上,媒体仍然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有一项被新闻界广泛引用的数据称:“清华北大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国”。据中国科技政策专家曹聪考证,这一数据最早见于2001年第8期的《求是》杂志。然而,文章作者陶涛并没有给出数据来源。曹聪猜测,仅在1985年后的某一年,清华北大可能有七成高科技专业学生赴美留学,而陶涛将这一年当作了“1985年以来”。评价人才流失需要扎实严谨的研究工作,笔者希望媒体不再以讹传讹,网友们也能拿出数据来批驳我。

    以印度和中国台湾为例,过去二、三十年中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引发美国和欧洲对于这一领域的人才不断增加的需求,而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台湾的人才在硅谷等地的高科技行业得到锻炼后,都纷纷返回本土创业,促进了本土经济的增长。

    笔者并不否认人才流失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之一。《人才战争》的作者王辉耀指出,中国目前仍属于人力资本的“出超国”,即我国外流的人才要多于引进的人才。一个流出国若想降低人才外流率,一般可以考虑三种政策选项。一是限制人才出国,比如设立各种手续,或要求交纳“培养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对此记忆犹深,因为这些限制出国的措施不得人心。二是与流入国合作,谋求制度性的补偿。印度裔的美国经济学家巴哈瓦蒂(JagdishBhagwati)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倡议发达国家对移民征税,以补偿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的损失。然而,这一政策建议在实践层面很难落实。一是流入国不愿为另一个国家征税;二是合理的税率很难确定。人们并不清楚一个移民创造的经济价值,究竟源于他在流出国接受的教育,还是由于流入国提供的工作环境。排除以上两种选项,流出国的上策还在于吸引人才归国,同时动员海外侨民参与国内的经济建设。在侨汇、海归、技术转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人才外流的确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尽管不见得能抵消人才流失的负面效应。

    不过,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在一些案例中,专业人才外流仍对人才来源国是一种损害,特别是就医务人才而言。随着医生、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继续离开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国家,这些地区的医疗服务受到了冲击,非洲的情况尤其严重。

    随着中国转入创新型社会,人才短缺在未来十年将变得越发严重,但这主要不是人才外流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并不存在人才流失,可那时也没有培养出多少高科技人才。大批青年学子出国深造,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海外人力资源储备,这正是解决人才短缺的契机。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22.9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5%;全年留学回国人员达10.8万人,同比增长56.2%。也就是说,回流人员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出国人员。当然,还有很多海外人才处于观望状态。依笔者之见,只要国内用人单位保持竞争格局,其中总会有些乐意让海归们人尽其才。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那些出现人才流失的国家应建立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政策和制度,为高素质人才发展和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而改善整个经济和社会状况,有证据显示,这样的措施将减少人才外流,吸引人才回归。同时,通过商业、科学和文化网络增进外流人才与祖国的联系也有助于这些人才为祖国发展做出贡献。

    在笔者看来,国人对人才流失的抱怨原因有三。一是对国内当前的腐败现象不满。就这点而言,与其说人才流失是经济发展的病根,不如说是某些改革失败的症状。拙作只估计人才流失的规模,并不涉及贪官奸商转移财富的问题——— 除非大家认为他们也是人才。二是国际迁移还没有成为普世性的人权,只有各国精英才能成为来去自由的“世界公民”,这让中下层百姓产生了某种剥夺感。三是人才外流的好处并没有平均分配,反而可能扩大了收入差距。笔者在前文指出,人才流动本身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更高的经济回报,人们根本就不会选择移民。可这些经济回报主要落在了移民家庭和流入国头上;没有海外亲戚的流出国居民受益较少,甚至还通过纳税补贴了移民在国内的教育费用。因此,我提倡兼顾流出国、移民和流入国三方利益,实现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

    (作者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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